以下為《環(huán)球人物》雜志2019年6月的原文報道》》》
人物簡介：
徐光憲，1920年生于浙江上虞，1944年畢業(yè)于國立交通大學。著名的物理化學家、無機化學家、教育家，歸國后在北京大學任教，發(fā)現了稀土溶劑萃取體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的基本規(guī)律，提出具有普適性的串級萃取理論，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最近的網絡熱搜詞中有一個名字頻頻出現：徐光憲。他被尊為“中國稀土之父”，在我國成為稀土第一大國的歷程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仍然很少有人完整知道徐光憲的人生故事，更不了解他何以被稱為“中國稀土之父”，不清楚他在哪些關鍵時刻帶領中國稀土走上世界舞臺。帶著這些疑問，《環(huán)球人物》記者近日采訪了北京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循著徐光憲走過的來路，尋找答案。
研究的轉向只為國家的需要
在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一座普普通通的樓房里，有我國稀土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重要基地——稀土材料化學與應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這是徐光憲于1989年在國家計委批準下籌建的。
6月6日，《環(huán)球人物》記者走進這座樓時，夕陽正斜射進實驗室，年輕的科學家們埋首在各種儀器間，忙碌而從容。43歲的副教授王炳武從工作中抽出身來，和我們談起恩師徐光憲。
“徐先生4年前離開了我們。”王炳武仍然清楚地記得恩師最后的那些日子。2015年4月，95歲的徐光憲在友誼醫(yī)院住院，不時有學生到醫(yī)院看望。他們中間，有80多歲的老院士，有如王炳武一樣的青年科學家。“我們去醫(yī)院陪徐先生時，他要是醒過來認出我們，還忍不住說一些稀土研究方面的問題。”王炳武還記得那些病榻前的陪伴。徐光憲清瘦，有時還費勁地伸出枯瘦的手，想要比劃些什么。
“他年紀再大，都保持著對前沿理論的敏感。”王炳武懷念老師時，總會想起他對科學事業(yè)的追求。徐光憲，這是一個注定要寫在中國稀土發(fā)展史上的名字。他提出的串級萃取稀土分離理論，讓中國真正走向了稀土大國。
時間回到1971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徐光憲從下放的江西鯉魚洲回到北京大學化學系，從此加入稀土研究行列。這是他學術方向上的一次轉折。盡管早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徐光憲的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學，但1951年回國在北大化學系任教后，他只干了6年就被錢三強點將，抽調出來組建技術物理系，任教研室主任，并開始核燃料萃取的研究。徐光憲曾經回憶：“當時大家都以國家需要為第一，堅決服從組織分配的。”在研究核燃料萃取和講授原子核物理的工作中，一晃就是十多年。重回化學系，開始研究稀土分離，同樣源于國家需要——當時，稀土元素中的鐠釹分離是世界級的科研難題，因為分離工藝落后，我們只能從國外高價進口，這個難題急需解決。1972年，北京大學接到分離鐠釹的緊急任務，徐光憲挑起重擔。
接下任務時，國際上分離稀土通行的辦法是離子交換法和分級結晶法，但這兩種辦法都存在提取成本高、提取出的稀土元素純度低、無法適應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生產的問題。徐光憲決定另辟蹊徑，采用自己在核燃料萃取中研究過多年的老法子——萃取法來進行試驗。
什么是萃取？打個簡單的比方：油和水互不相溶，如果將一種混合物放在水和油（溶劑）中，只要其中的某一成分比其他成分更易溶于油，那么在油中所提煉出的這種成分會比其他成分多，也就是說這種成分的純度高了?；瘜W學科中的所謂“萃取”，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只是適用范圍更廣，所使用的溶劑不只是水和油。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實際生產中，加什么溶劑、加多少、這個過程要反復多少次、怎樣將某種元素的萃取過程和其他元素的萃取過程統(tǒng)一協調起來等，都需要逐一解決，加上工業(yè)生產中的成本和時間等因素，都是徐光憲需要研究的問題。
當時甚至沒有人相信萃取法可以用在稀土工業(yè)生產中。但徐光憲沒有放棄，他無數次地進行試驗，探索能給出料液、萃取劑、洗滌劑的濃度比和流量比關系式的串級萃取理論。今年已經86歲高齡的中科院院士黃春輝，那時也在徐光憲的團隊中參與研究。她曾回憶過：“那時一個流程的研制，少則幾個月，多則一年多，在這些繁瑣的勞動中，不管是搖漏斗還是車間的擴大實驗的三班倒，大到制定實驗方案，小到測定PH值，先生都具體參加，直到現在我還保留著許多大家倒班共同書寫的實驗記錄。”
粉碎把中國變成“海外工廠”的企圖
就在徐光憲不舍晝夜研究稀土分離的串級萃取理論時，我國很多產業(yè)發(fā)展正因稀土元素而受到限制。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為技術落后但又急需應用，我國不得不和國外企業(yè)談判購買稀土分離技術。當時，法國的Rhone Poulenc公司是稀土產業(yè)巨頭，與我國幾次談判轉讓分離技術時，不僅要價很高，而且提出產品必須由他們獨家對外經銷。這一苛刻條件實際上是要將我國的稀土分離工業(yè)變成該公司的海外工廠。
1980年，徐光憲率中科院稀土考察團訪問法國時，被拒絕參觀Rhone Poulenc公司，法國方面還將所有萃取劑和工藝參數定為“絕密”?？梢哉f，每一次談判都激起國內稀土工作者的義憤。
在擁有分離技術前，我國長期只能向國外出口稀土礦原料，然后再進口稀土制品，損失極大。對一個稀土資源大國而言，這種受制于人的局面是必須盡快走出的困境。時任副總理方毅和全國稀土推廣應用領導小組袁寶華多次勉勵稀土科技工作者協作攻破分離難題。
歷史最終選擇了徐光憲。從1972年接下分離鐠釹的任務，僅僅4年時間，1976年10月在包頭舉行的第一次全國稀土萃取會議上，徐光憲就向與會專家講解了串級萃取稀土分離理論，當即引起業(yè)界廣泛關注。
此后幾年，徐光憲將這一理論不斷完善，并設計出適用于工業(yè)生產的模型。今天已是中科院院士、蘭州大學校長的化學家嚴純華仍然記得當時參與研究的過程。那是1983年到1986年，徐光憲帶領團隊利用串級萃取理論和計算機動態(tài)仿真計算建立起專家系統(tǒng)，可以根據我國不同的稀土資源、不同的原料組成以及多種產品純度規(guī)格和回收率要求等市場需要變化，在一周內設計出優(yōu)化的分離工藝流程和參數，并將設計參數直接應用于工業(yè)生產。嚴純華就是1983年第一次跟隨老師徐光憲出差包頭，參與這項工作的。
去包頭前，他們搜集了包頭稀土研究所幾十名工程技術人員經過數年艱苦攻關獲得的數據。在那個計算機不甚發(fā)達的年代，徐光憲和化學家李標國一同指導嚴純華，將龐大的數據全部模擬計算了一遍。這花了他們3個多月的時間。
帶著計算結果，他們來到包頭，在稀土分離工藝中合理降低了化工原材料消耗，提高了工藝穩(wěn)定性和效益。數年后，嚴純華從徐光憲手中接過接力棒，成為北京大學稀土材料化學及應用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稀土功能材料基礎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
1984年7月10日，64歲的徐光憲全然不顧年事已高，專程趕到包頭。那個時空下的包頭，將決定我國能否改寫被國外稀土企業(yè)扼住脖子的命運。當時，離包鋼有色三廠萃取槽和管道流量計等設備試運行只有5天了，徐光憲堅持親自查看設備和原料，這是根據他提出的原理設計的設備?，F場查看后，徐光憲果然發(fā)現了問題，充槽液料的濃度是按正常操作時的濃度配比的，但設備初始啟動的充槽條件與正常操作時的條件并不相同。他馬上將情況反饋給包鋼三廠的負責同志，重新調整設置。7月15日，包頭迎來了我國稀土產業(yè)發(fā)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勝利——設備開啟，運轉僅9天就拿到了合格的純釹產品。
1985年，徐光憲與夫人高小霞在實驗室（左），徐光憲主編的教材（右）
他讓中國稀土人足以談笑風生
這次稀土全分離工業(yè)試驗的成功，使得我國礦企從此絕不可能成為外國企業(yè)的“海外工廠”，也為此后的研究和應用打下了基礎。包鋼的老工程師馬鵬起還記得一次揚眉吐氣的經歷。1988年10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第一次中日稀土技術交流會時，日本媒體囂張地稱要堅持三條原則：中國提供原料，日本精制；堅持在需要地點精制；不能向中國提供分離技術。“其實當時我們并不需要日本的分離技術，1988年我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分離技術體系。”馬鵬起笑著談及此事。
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分離技術體系”，得益于徐光憲不遺余力地推廣串級萃取理論。1976年提出這一理論后，全國各地的稀土工作者都要求學習。為了盡快扭轉技術受制的局面，1977年6月，徐光憲組織了一個為期半個月的全國串級萃取理論討論班（后來叫講習班），地點在上海。全國9所大學、11個科研院所和7家工廠的100多名科研人員和一線技術人員齊聚上海，學習新理論。此后這個學習活動每年舉辦一次，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
很快，全國各地的稀土企業(yè)都成功實踐了串級萃取理論，極大地縮短了工作周期，并使工藝參數最優(yōu)化。一排排貌不驚人的萃取箱像流水線一樣連接起來，只需要在這邊放入原料，在流水線的另一端就會源源不斷地輸出各種高純度稀土元素。過去那種耗時長、產量低、分離系數低、無法連續(xù)生產的工藝被徹底拋棄。
從上世紀90年代起，由于我國單一高純稀土大量出口，使國際單一稀土價格下降一半，曾長期壟斷稀土國際市場的一些國外稀土生產商不得不減產、轉產甚至停產。這一現象被國外稱為CHINA IMPACT（中文意為“中國沖擊”），影響十分深遠。那些曾經站在稀土分離工藝頂端傲慢睥睨中國的人突然發(fā)現：這個領域的領頭羊已不再是昔日的美國、法國和日本了，而是中國。“這為我們繼續(xù)研究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機會。”王炳武這樣評價。
晚年為建立國家儲備制度奔走呼告
2009年1月9日，人民大會堂里燈光璀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召開。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將200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證書頒給89歲的徐光憲，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串級萃取理論將我國稀土分離工藝帶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也正因為這一理論具有極強的實踐性，一旦管理不善，就容易帶來負面效應。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員郭建榮在采訪徐光憲時，曾聽他痛心疾首地談到過稀土資源的浪費和保護意識的薄弱——
“我們的科研經費是國家給的，科研成果能在國營廠里應用我們就很高興，根本沒有想要知識產權、專利費等。我們就去推廣，我到上海躍龍廠、珠江冶煉廠、包頭稀土廠等三個國營大廠，住在廠里，辦學習班。由于我們這個辦法比較好，利潤比較高，結果地方廠、私營廠都想搞，他們就用高薪從國營廠挖走總工程師、技術人員，這樣稀土廠迅速成立了幾十個。年產量達到12萬到15萬噸，全世界的需求量只有10萬噸，結果供大于求。惡性競爭，使稀土價格大幅下降到1985年世界價格的一半。日本、韓國等大量購買我國廉價的高質量單一稀土，享受我們的技術進步得來的豐厚利潤，而我國稀土企業(yè)的利潤反而很低。1995年至2005年，每年出口稀土我們損失幾億美元。我就拼命呼吁，希望成立像歐佩克那樣的行業(yè)協會，自覺控制產量，提升價格。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呼吁稀土行業(yè)，但沒有得到一致意見。”
“我建議限制在10萬噸以下，但是不成功。我就給溫家寶總理寫信，溫家寶總理批給國土資源部，2006年批準限制為8萬噸，2007年執(zhí)行。消息傳出日本人就慌了，拼命收購中國的高質量稀土，價格就上升了1到3倍。2008年金融危機，稀土價格下降，另外日本已儲備了20年的稀土，不買了。我們控制世界稀土產量的九成以上，但是我們卻沒有定價權。我呼吁建立稀土資源儲備制度。因為石油、煤炭等能源可以有替代，如太陽能、風力發(fā)電、核電等；稀土用完了，沒有替代，我們要為子孫后代著想。”
這并非一時沖動的想法，早在1999年徐光憲為《中國稀土畫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經能看到他的焦慮。他在文章結尾處毫不諱言地指出我國稀土生產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價格過低、生產分散、集約化程度低、浪費嚴重等，同時建議生產向集約化轉變，大力發(fā)展節(jié)能產業(yè)，提高產品質量，保護稀土資源，加強行業(yè)和外貿出口管理。2001年教師節(ji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前去看望徐光憲時，他就將這些想法向李嵐清匯報。
王炳武還記得，老師年屆八旬時曾親赴包頭調研，兩次寫信給溫家寶總理，一次是呼吁建立稀土國家儲備制度，一次是呼吁妥善保護礦產資源、防治污染。
上海交大有一條“光憲路”
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校園里，有一條路叫“光憲路”，這是為了紀念校友徐光憲。
1920年，徐光憲出生于浙江紹興上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徐家與人合伙開布店，家境殷實。然而，好景不長，徐光憲幼時，布店就因二哥賭博欠債而被迫關閉還款，父親也備受打擊而病故，家道從此中落。那次變故后，母親常教導徐光憲和其他兄弟：“家有良田千頃，不如一技在身。”要他們用功讀書，學習技術，不要依賴家庭。
“這對我的一生影響深遠。”徐光憲曾在自敘中這樣感慨，他從小讀書認真就是源于母親的教導，“每天上學必定要第一個到校，一早站在校門口等著學校開門。”
1949年，徐光憲和高小霞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徐光憲和學生們在北京大學進行稀土研究。
高中時，為了早日就業(yè)，徐光憲轉學到杭州的浙江大學附屬高級工業(yè)職業(yè)學校讀土木科。但僅僅一年后，杭州就淪陷在侵華日軍的鐵蹄下，徐光憲不得不隨校轉到寧波高等工業(yè)學校。這段輾轉的求學經歷，淬煉出一顆火熱的愛國心。1939年畢業(yè)后，徐光憲投奔在上海教書的大哥，謀了份南洋煤球廠的工作。
當時，有“東方康奈爾”之稱的國立交通大學在上海法租界內借震旦大學教室上課。徐光憲有數學天賦，曾在浙江省青少年數學考試中得過第二名，因此很希望考上數理教學有口皆碑的交大。他知道交大課程重、考核嚴，于是找來很多習題練習。在南洋煤球廠工作的那一年，他把霍爾和奈特著的《大代數》、史密斯和蓋爾著的《解析幾何學》的全部習題都做完了，1940年順利考上交大化學系，在四年學習中成績始終名列第一。徐光憲似乎做題做上了癮。畢業(yè)一年后的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時局稍穩(wěn)，他被聘到交大當助教，又抽空做完了諾伊斯所著的《化學原理》的全部498道習題。這本習題集的復印本，徐光憲在2009年捐贈給了母校，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各類公式和計算。
交大的四年不僅為徐光憲打下了學習基礎，更促成他日后回國的決心。在2009年回上海交大作報告時，徐光憲談到了1951年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的心路歷程：“促使我和高小霞（徐光憲夫人）回國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受到1946年到1947年交大進步學生蓬勃開展學生運動的影響。”那正是他與同學高小霞新婚不久、在交大擔任助教期間。當時，徐光憲已經決定赴美留學，通過了1946年的全國留學生考試。他先借錢去了美國華盛頓大學學化工，半年后去哥倫比亞大學暑期班試讀，選的兩門課考試均得滿分，因此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主修量子化學，并被聘任為助教。高小霞也到了紐約大學攻讀學位。“我那時沒有參加學生運動，但我想中國革命成功了，要建設新中國，我們決心學一點科學技術回國。”
1949年10月，當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消息傳到美國，徐光憲和朋友們難掩激動，做了一塊“勝利酒家”的牌子，帶到中央公園野餐慶祝。這些人都是日后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的知名學者。
1949年10月，徐光憲和朋友在美國紐約中央公園野餐慶祝新中國成立。
1951年，徐光憲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在哥大，他迎來了自己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高峰。1949年2月，他當選為美國菲拉姆達阿珀西龍榮譽化學會會員，接受一枚象征開啟科學大門的金鑰匙；1950年10月，當選為美國榮譽科學會會員，再次接受一枚金鑰匙。畢業(yè)之后，他可以留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講師，也可以被舉薦到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后。擺在徐光憲面前的，是一片錦繡前程，但他毅然決定回國。
“第一是交大學生運動的影響，第二是錢學森學長的影響。”徐光憲對錢學森有很深的感情，“我們在念書的時候，他已經是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實際上是航天航空導彈技術的第一把手，但是他決心要回來報效祖國。”當時，抗美援朝已經開始，錢學森回國受到百般阻撓。美國提出法案，要求全體留美學生加入美籍，不準回國。這項法案一旦通過，徐光憲和高小霞可能就再也回不到祖國了。
這時也是高小霞攻讀博士學位的最后階段，她思慮再三，對徐光憲說：“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她決定放棄博士學位，和徐光憲一起回國。1951年4月，他們假借華僑歸國省親之名，登上輪船，帶著建設新中國的愿望踏上歸途。
為稀土研究留下人才富礦
回到祖國的徐光憲，從始至終都是一位老師。季羨林曾在徐光憲從教55周年時提筆慶賀：“桃李滿天下，師德傳四方。”對中國稀土事業(yè)而言，徐光憲身后，留下了一大批人才。
王炳武還記得1998年在北大后湖旁的朗潤園初見徐光憲的情景。“家里布置得很簡單，只有幾個大書柜，兩把椅子。徐先生高高瘦瘦，沒有一點架子，和我談了一下午的研究方向。”那時，徐光憲已經78歲，但身體健朗，仍然經常去礦山調研，每日里做研究到深夜。他收下這名年輕的弟子，常常在學術討論中度過一個下午的時光，讓王炳武深深折服于先生的風度。如今，王炳武在稀土的分子磁性研究領域已經頗有建樹。
在徐光憲的學生中，有好幾位已經是中科院院士。今年84歲的北大教授黎樂民就是其中一位。半個世紀過去了，他還記得1969年北大技術物理系遷往漢中分校時的一件小事。那年冬天的一次小組討論會上，徐光憲提出搬遷中要采取特別措施，以保證儀器設備完好無損。“先生很細致，除了大型儀器外，提到實驗室用的小設備小器皿也要保護好，以便到了漢中可以很快開展科研工作。”
山西大學教授楊頻則對1973年從徐光憲那里獲贈的一組論文抽印本感念至今。那一年，楊頻途經北京，前去拜訪徐光憲，想聽一聽他對自己此前寄去的一束文稿的意見。沒想到，徐光憲還贈給他一組論文抽印本。要知道，當時國內所有科學雜志都已?？嗄?，尚未復刊，國外雜志更是難覓蹤跡。這些論文資料十分難得。楊頻回去后將這些論文仔細裝訂，不時翻閱。1976年他提出一個新模型，就是基于那本論文集的啟發(fā)。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徐光憲留給中國稀土的，還有一方人才的富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