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

從來不缺少愛的故事。

作者：許曉迪

上世紀60年代，中國內蒙古。

一個外號“小毛巾”的小女孩，打翻了媽媽給她做的奶豆腐，因為“難吃”。

在草原上，她是一個奇怪的孩子，沒有蒙古族名字，吃不慣牧民的食物?？吹奖莾裳鄯殴?，吃到雞蛋會開心地笑，有廁所才愿意方便。

她記憶的深處都指向她來的地方——上海孤兒院。她被稱作“小毛巾”，是因為經常拽著一條小毛巾不撒手。那是母親留下的，上面繡著她的名字：杜思珩。

9月9日，爾冬升執(zhí)導的電影《海的盡頭是草原》上映。“小毛巾”杜思珩，即是主人公之一。而在她的故事背后，凝結著一段真實的歷史：三千孤兒入內蒙。

·《海的盡頭是草原》劇照。

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

1960年，水、旱、蟲、雹一齊向神州大地襲來，中國陷入自然災害的深淵，全國糧食急驟短缺，從農村到城市，人們一步步勒緊褲帶。

饑餓首先威脅著孩子。上海孤兒院人滿為患，幾乎每一天都有棄嬰、棄童被送來，糧食和營養(yǎng)品難以為繼。

當時主管婦女兒童工作的康克清心急如焚。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她碰到內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向他求助：“能不能搞些奶粉給那些可憐的孩子？”

· 康克清和孩子們。

此時的內蒙古，也置身災荒饑饉中。但烏蘭夫還是伸出援手，湊出幾千罐奶粉，運往南方。

然而，面對“遠方的哭聲”，這一點奶粉只是杯水車薪。

自治區(qū)黨委召開緊急會議，最終決定：“將孤兒接到內蒙古來，分派給牧民去撫養(yǎng)。”計劃第一時間報告給黨中央，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大力支持。

烏蘭夫的指示簡潔果斷：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

· 1961年，烏蘭夫看望在錫林浩特幼兒園的上海孤兒。

4月中旬，包頭市的接運人員最先出發(fā)，帶回了100多個孩子。擁擠的車廂里，充斥著汗味、奶味、尿騷味以及給孩子們治療的醫(yī)藥味。接運小組，從領導到醫(yī)生，從廚師到保育員，輪流值班，誰也不敢懈怠敷衍。

· 開往草原的列車。（電影《額吉》劇照）

從春天到夏秋，在從上海開出的列車上，不時能看到裝滿小乘客的車廂。這些孩子最大的9歲，最小的剛剛降生，全都瘦得皮包骨頭，大腦袋、細脖子，肚皮脹得像個小鼓。

他們先到城市醫(yī)院里進行嚴格的體檢、治療。當身體無大礙時，孩子們會來到育兒院。這些育兒院有一個統(tǒng)一的名字——“興蒙”。

那幾年，內蒙古自治區(qū)先后接納了來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蘇等城市的3000多名孤兒。這些來自江南的孤雛，將在內蒙古高原的花草、馬背與蒙古包中，開始新生活。

19歲成為28個孩子的母親

育兒院，是孩子們草原生活的第一站。

他們隨時面臨死神的挑戰(zhàn)。消化不良、腹瀉、脫水、麻疹、水痘，尤其是蛔蟲病。

呼和浩特市育兒院的保育員馬玉珍曾回憶：吃了蛔蟲藥，孩子們到處拉蛔蟲。有時，便出一半的蛔蟲還在肛門外掙扎、纏繞著，孩子們嚇得一邊哭一邊叫。保育員去幫他們，手哆嗦著，拽出那些白色的蟲子。

育兒院有一個5個月大的女孩，得了蛔蟲病，任何牛奶餅干都喂不進去，醫(yī)生也束手無策。

馬玉珍很著急。那年，她29歲，有一個正在吃奶的兒子。她試著把乳頭放進孩子嘴里，孩子沒有拒絕，不一會兒就吃飽了。她又找來偏方，用使君子熬水，孩子拉下大團的蛔蟲。

不久，孩子臉上有了紅暈，長了肉。

馬玉珍自己的兒子卻一天天瘦下來。那年月，市場上買不到好奶粉。她把自己的奶水喂給孤兒，自己的孩子只能灌玉米糊糊。

也有很多保育員，還是未婚的姑娘。

1961年，19歲的都貴瑪被分配到四王子旗育兒院，成為28名孤兒的“額吉”（蒙古語，母親）。這些孩子，最小的剛剛滿月，最大的6歲。

從喂奶喂飯到衛(wèi)生護理，都貴瑪常常不眠不休；孩子生病了，她冒著凜冽寒風和被草原餓狼圍堵的危險，深夜騎馬奔波幾十里去找醫(yī)生。

在她的悉心照料下，28個孩子沒有一個因病致殘，更無一人夭折，在那個缺醫(yī)少藥、經常挨餓的年月，堪稱奇跡。

· 上圖：都貴瑪（中）和女兒查干朝魯（左）在她們居住的蒙古包前合影。

· 下圖：2018年，76歲的都貴瑪（右）和女兒查干朝魯在自家樓下合影。

在育兒院，馬玉珍、都貴瑪的故事，到處都有。

很多無名的母親，用自己的奶水喂養(yǎng)了病弱的孩子。很多職工將自己的鮮血注入孩子細弱的脈管，有一個人先后獻血15次，卻沒有留下姓名。

· 內蒙古巴音策勒牧業(yè)社的保育員和幼兒們玩耍。（新華社資料圖片）

在這里，這些孤兒被叫作“國家的孩子”。

這群南方的孩子們逐漸適應了北方的氣候水土、語言飲食——是時候了，讓他們“放飛”到各自的爸爸媽媽家。

6個孤兒，一塊墓碑

草原的節(jié)日來到了。

那些沒有孩子又十分喜歡孩子的牧民們，騎著馬、趕著勒勒車，一批一批來到育兒院——他們要領一個自己心愛的孩子做兒女。

也有一些孩子被“剩下”。

鑲黃旗新寶力格公社育兒院有6個孩子，他們經歷遺棄、漂泊、遷徙，本能地對抗著外部世界，用上海話互相鼓勵，不愿意到蒙古包里去。

保育員張鳳仙，主動提出收養(yǎng)這6個不愿分離的孩子：“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會讓他們挨餓。”

張鳳仙的丈夫仁欽·道爾吉，曾是一位騎兵連長，轉業(yè)后在旗畜牧場當場長。他買了一支獵槍，踩著碎雪去荒原上打兔子、追黃羊，撿回過去不屑一顧的頭蹄下水貨，給孩子們增補營養(yǎng)。

· 張鳳仙和丈夫仁欽·道爾吉。

有一年臨近春節(jié)，糧食局給每個孤兒特批5斤大米，領米的地點在百里之外的化德縣。張鳳仙頂風冒雪，跋涉遠征，一路上靠幾塊餅干和白雪充饑，背回了30斤大米。

動亂的年代，新華書店的書被堆成山，放火焚燒。孩子們從火堆里刨出兩大捆書，從此張鳳仙坐在門口納鞋底，讓孩子們在家里讀書。

旗府中學一位老師，被勒令去灘里鏟羊糞磚。張鳳仙把他請到家中，給他燒茶做飯，教孩子們功課，晚上再給他一車羊糞磚回去交差。

就這樣，在偏僻遙遠的草原上，一頂破舊的蒙古包成為一座播種文明的學校。孩子們學會了演算數學、朗讀英文，書寫漢字和蒙古字。

后來，這６個孩子個個有出息：巴特爾考進了南京氣象學院，黃志剛在旗物資局當采購員，黨玉寶參了軍，毛世勇也入了伍，其木格當了郵電局話務員，高娃考進了南開大學。

· 張鳳仙夫婦和她收養(yǎng)的6個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新華社資料圖片）

1991年1月，一生勞累的張鳳仙逝世。那些歲月里，幾個孩子始終叫她“張阿姨”，因為張鳳仙告訴他們：“你是國家的孩子，你的媽媽在上海，你叫我‘阿姨’。”

蒙古牧民沒有立碑的習俗，但這6個漢族兒女，卻以漢族傳統(tǒng)的方式，在草原上為父母立下一方獨特的墓碑。在墳前，他們終于叫了張阿姨一聲“媽媽”。

· 張鳳仙夫婦墓碑。

不能忘記的共和國記憶

草原額吉與“國家的孩子”的故事，還有很多。

錫林郭勒盟有三姐妹，老大叫國秀梅，老二叫國秀琴，老三叫國秀霞。當初，她們沒有姓名，民政局的叔叔阿姨們說：他們都是“國家的孩子”，就姓“國”吧！

一位由朝鮮逃難而來，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朝鮮族大娘芮順姬收養(yǎng)了她們。三個孩子都有小兒麻痹，腿腳不便，芮大娘扶著她們走路，背著她們上學，看著她們一個個出嫁、成家。

蘇尼特右旗的牧民哈斯巴特爾和妻子色仁杭拉夫婦，為抱來的女孩子起名阿拉坦圖雅。5歲時，小姑娘的雙腿癱瘓了，媽媽把女兒放在勒勒車上，走遍了草原，見醫(yī)生就求藥，見菩薩就磕頭，終于找到一位民間醫(yī)生。

針灸后，醫(yī)生用羊皮被子把孩子包起來發(fā)汗，叮囑3天不能動彈。媽媽三天三夜沒合眼，喂飯喂水。結果，奇跡出現了，阿拉坦圖雅的腿好了，中學時，在全旗女子短跑、長跑賽中都得了第一名，人們稱她“飛毛腿”。

在以后的歲月里，這些“國家的孩子”，有的當了工程師、教師，有的走上領導崗位，也有的成了地道的牧民，在遼闊的草原上放牧自己的羊群。高原的風和陽光使他們變得剽悍、健碩，許多人講得一口蒙古語，不經介紹，無法想象他們曾經來自秀麗的江南。

2019年9月29日，都貴瑪早早醒來，穿上紫色蒙古袍，配上橘紅色頭巾，7時30分準時乘車前往人民大會堂。

這一天，她被授予“人民楷模”國家榮譽稱號。頒獎詞寫道：“民族團結進步模范的代表，用半個世紀的真情付出，詮釋了人間大愛。”

· 2019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向“人民楷模”獲得者都貴瑪頒授獎章。

都貴瑪撫養(yǎng)過的孩子們，已深深扎根在這片哺育他們的土地上。不論工作再忙、住得再遠，他們都會不時到都貴瑪家坐坐，陪額吉喝碗熱乎乎的奶茶。

原本相隔千里、民族迥異，如今卻骨肉相連、生死相依。在那段困難年月，草原以其博大的胸懷，成為無數人的“額吉”。

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共和國記憶。它告訴我們，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從來不缺少愛的故事。

參考資料：

《烏蘭夫與三千孤兒》，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

《三千孤兒和草原母親》，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

《國家的孩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

《三千孤兒和他們的草原母親》，《人民日報》1997年8月13日。

總監(jiān)制： 呂    鴻

監(jiān)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蘇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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